破茧的幸福

        来源: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

 

        如何感到幸福当然是个人的感受，但社会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年轻人感到安心，在面对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会有社会的帮助。另一方面却也要激发梦想和希望，激励人们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其实是“中国梦”内在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国，这两者都在快速的发展之中被不断地召唤。      社会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年轻人感到安心，在面对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会有社会的帮助。另一方面却也要激发梦想和希望，激励人们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其实是“中国梦”内在的要求。

 

        中国人这些年发现自己似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我们越是强烈地追求幸福，幸福的光芒就越是遥不可及。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经历着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焦灼。看看反映上世纪70年代生活的《孔雀》、《青红》一类的电影，我们就知道那“安稳”下面极度的乏味和刻板。所以中国发生的剧烈的变革让我们大家没有了安稳，却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增加了我们的幸福感，但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今天无论如何比三十年前有更多的魅力和更远大的未来。今天我们的压力可能比三十年前的同龄人大得多，那时候连大学都不用考。但那时让人窒息的气氛难道会让我们更幸福？我觉得无论如何不可能。今天，我们自己要对付的事情比当年的确多得多了。比如当年我们家小平房的电灯坏了，到大院里的零修组说一声，一天之后就有人来修理，完全免费。但今天我的电灯坏了，也可以打电话报修，但却一定要付费。这里的区别当然不小。今天我们自己要应付的事情何止这些呢？于是我们都会觉得很累，压力很大，很疲劳，所以我们的幸福感好像也并不那么多。

 

        同时，在今天我们见多识广，世面见得大，眼光更开阔，更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反而在对比中会有更多的挫折感和焦虑。社会的高速发展也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也就有了新的不满足，对于幸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自己的幸福和发展有了更高的期许和希望，人们的“中国梦”不仅仅在于国家的强大，更在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承诺兑现和个人受到社会呵护的要求，人们开始既要有一个大国公民的国际的成就感，也要有一个大国国民在国内受到关爱的期望。我们期望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更好地承认，也期望自己的社会让自己感受更多的生活保障和自我发展的可能。这些期许其实也包含在2009年的大众文化之中。

 

        从《潜伏》到《蜗居》，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高度。《潜伏》当然告诉我们，人是需要有点儿精神的，人应该超越世俗生活的平庸性，应该被赋予一种精神的高度。同时也把一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的世俗性展现得异常深切。它可以说是展现了精神世界的高度和世俗世界的平庸的一部惊世之作。而《蜗居》其实表现了中国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现实物质要求已经和他们的父辈或兄辈完全不同，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简单地期望生活的简单改善，而是期望一种和美国中产阶级相似的日常生活，一种强烈的物质性的焦虑和对于这种焦虑感的精神上的不安得到了相当有力的呈现。应该说，《潜伏》是以精神力量超越了世俗物质追求的理想的展现，而《蜗居》则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压抑了某种精神需要的结果。但它们其实共同说明了中国公众对于自己未来的期许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具有了新的平台。这个平台正是中国大发展和大崛起的历史所展现的更大的平台所奠定的。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成功，其实提高了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的期许。这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调和。